举着AMS公司首先研制DRAM芯片的例子，李毅安说道：
“在硅谷有很多这样的初创企业，他们或者规模不大，甚至不在产业联盟之内，但是，他们总有很多发展创新，在集成电路的制造上，我们需要大型的产业龙头，但是在设计上，我们需要众多的初创企业，我们需要的技术上的活力，而不是一味的扶持产业龙头，甚至纵容其吞并小企业。”
李毅安之所以会提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因为日本给予的启示。
在另一个世界，日本就是大企业与政府组成产业联盟，通过行业的全力合作，让日本的集成电路产业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在70年代末的几年内，日本将年GDP的千分之三或者财政收入的百分之零点二五左右的资金投入到集成电路的研究制造之中，其中的40%都来自于政府产业政策的补助。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芯片产业能在八零年代超越美国，全球无人能出其右的原因。
巅峰期日本存储芯片全球占比达到80%，可谓是遥遥领先。八零年代末，日本芯片企业全球市占率53%，而美国只有37%。
后来那场海湾战争中，美国利用高科技电子设备对伊拉克精准打击，当时日本企业家曾放言：如果没有日本的半导体芯片支持，美国打不赢这场海湾战争。
因为，美国的飞机、导弹、雷达等武器中都有日本的芯片。
日本不仅强于芯片的制造与设计，在制造设备上也是遥遥领先的，当时最强的光刻机来自于日本的尼康与佳能公司，技术甚至超过了美国光刻设备鼻祖企业GCA、Perk-Elr。
从这一点上来说，现在的SEA与日本是极其相似的，都是靠着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产业政策推动行业发展。
但是行至巅峰后，日本芯片的衰败周期即将开启。这并不仅仅只是因为美国的打压，很多人都将日本芯片业衰退归于美国的打压，可事实上，日本芯片业从一开始就带着“心脏病”——行业研究高度统一，缺少技术创新。
日本的芯片产业发达是建立在从美国引进技术的基础上的，他们自身的技术创新更多的是在生产制造领域，而不是芯片的架构等领域。
也就是说当时日本更多的是个芯片制造强国，并不是芯片强国。
“大树底下无丰草，”
李毅安将报告合上，然后说道：
“我们需要的一个充满活力的芯片产业，而不是一个被几家大公司左右的企业，任何大企业都不可避免的有大企业病，这种企业病就是僵化，其活力远远不如初创企业，但是大企业又有其优势——技术雄厚，这又是初创企业不具备的。
就像AMS公司设计的DRAM芯片，就存在着一些工艺上的问题。后来是国际电子解决的那些工艺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一味的扶持大企业。”
虽然知道阁下说的很有道理，但赵佩琦仍然说道：
“阁下，这并不容易，初创企业鱼龙混杂，我们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李毅安笑着说道：
“这很简单让市场帮助我们做出判断。”
随后他又接着说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扶持我们的大企业，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资金，推动他们进行基础技术的研究，当然那还有一些前沿领域的研究，比如新型的芯片材料以及新型的制造技术，这些都是小企业无法负担的研究，这同样也是他们的优势。”
有些事记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是操作的时候总会面对一些问题。不过，对于李毅安来说，他所需要的就是指明一个方向而已，至于具体的操作当然是由那些事务官们去负责了。
“是的，阁下，”
赵佩琦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
“那些小型企业不仅无法负担研究成本，甚至就连生产都有问题，他们往往使用的是二手的光刻机，不仅如此，其制造技术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作为通商产业部常务，赵佩奇对集成电路产业是非常了解的，他深知那些大企业的优势所在，当然也知道小企业的劣势。
“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有不少初创企业受限于自身的生产技术以及资金，不是破产就是被大公司收购。
所以，在集成电路上，科创企业的发展前景是非常有限的，哪怕就是as那样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企业。
他们的发展同样也受到制造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事实上他们所生产的芯片质量并不如几家大公司的质量，大公司的技术雄厚，并不仅仅只是其研究技术，其生产技术也是非常独到的，所以，他们的产品更受欢迎。”
听赵佩琦这么说，李毅安想了一下，然后说道：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