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僧铠开始专注翻译《无量寿经》。这部经文描绘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和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美妙。
当时的皇帝曹叡，忙于处理军国大事以及应对各方势力的争斗，对于康僧铠的到来起初并未给予过多关注。
然而，当《无量寿经》在民间逐渐传播开来，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后，曹叡也有所耳闻。但鉴于当时的局势复杂，他未对康僧铠的传教活动进行明确的支持或反对，采取了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
民众的反应则各不相同。一部分饱受战乱之苦、生活困苦的百姓，听闻经文中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丝曙光，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纷纷前往白马寺聆听康僧铠的讲解。他们在佛法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希望能从苦难中找到解脱的希望。
而另一部分民众则对佛教持观望或怀疑的态度，认为这只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对现实生活的改善并无实际作用。
但无论如何，康僧铠的到来和《无量寿经》的传播，在当时的社会中掀起了一阵波澜，为三国时期的宗教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色彩。
公元286年，竺法护在长安等地译出大量佛经，如《光赞般若经》等，引起极大轰动。
竺法护祖籍月氏，世居敦煌，对佛法热忱且天赋极高，早年游历西域诸国，收集众多珍贵佛典。其译经经费来源或许有佛教信众捐赠，也可能获地方权贵或寺庙支持。
当时晋武帝司马炎，其对竺法护译经活动相对宽容之态，未直接支持或阻止。
从生产力角度看，竺法护佛教思想传播改变人们思维与价值观。部分人受其影响注重内心修养和道德规范，更平和勤奋；但也有人或因沉迷宗教而忽视生产。
竺法护活动包括组织讲经法会、讲解经文、答疑解惑。信众抄写、诵读佛经。
当时佛教的盛行与儒家思想有冲突与交融。儒家强调入世、积极有为，而佛教侧重出世、寻求解脱。但在某些方面，如劝人向善、注重道德等又有相通之处。
竺法护对佛教在华传播贡献重大，其译经丰富佛教经典，奠定发展基础，令人钦佩，功绩显着。
公元317年，东晋建立，皇帝司马睿在位。社会的动荡让民众如溺水之人渴望救命稻草，佛教乘势蓬勃发展。
一时间，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信众趋之若鹜。每逢佛事，人山人海，香烟缭绕。然而，这狂热的宗教氛围也带来了隐忧。众多青壮劳力为求心灵解脱遁入空门，农田荒芜，百业凋零，生产力急剧下滑。
司马睿面对此景，虽未强力打压佛教，但也采取了一些举措试图平衡。一方面，他默许部分贵族崇佛以安抚人心；另一方面，出台政令鼓励农耕，对寺院土地和僧侣数量加以限制。
公元365年，释道安于襄阳大力弘扬佛法。他举办大规模讲经法会，吸引无数信徒聆听。还广收门徒，亲自传授佛法要义。
释道安制定严格的僧尼规范，强调戒律修行。然而，其活动也导致大量民众盲目追随，荒废本业。此时皇帝司马丕，虽未直接干预释道安的弘法行为，但也意识到佛教过度发展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威胁。
公元381年，慧远在庐山定居，宣扬“形尽神不灭论”。他聚众讲学，与各方学者辩论佛理，庐山成为佛教研讨的核心之地。这一理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则激烈批判。皇帝司马曜对慧远的活动采取了观望态度。
公元399年，法显西行求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穿越荒漠，翻越高山。归来时带回大量珍贵佛教经典，为佛教教义的丰富和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但这一过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分配。
甚至到了后来的梁武帝时期，他极度崇佛，大兴寺庙，数次舍身佛寺，劳民伤财。导致国家财政吃紧，国力衰退。
魏晋佛教发展的这200也带给我们不少启示。佛教在当时虽能作为一门艺术给予人们心灵慰藉，但应理性看待，不可过度沉迷。宗教不能超越社会现实，否则会影响生产力。对于佛教，应将其视为一种艺术形式，汲取其中有益的精神内涵，让其成为促进社会和谐、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积极艺术存在，而非社会发展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