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时间后，就在四周守兵的目光下，杨论成功地将那整袋水尽入腹中，甚至还以一种粗鲁的方式打了个响食儿——仿佛这是他最痛快的行为。
但正是这样的举止，直接让盘踞在他心底的压力如被解开束缚一般再度涌现。
杨论兴奋异常，立刻重重地击打惊堂木于桌面，紧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宣判对这帮人的判决。
定下的罪状看起来颇有些离谱，“时值春日之始，大家都不去考虑在田野中耕作，祈愿五谷丰登，倒是在这座城邑中大闹特闹；城旁无数荒田无从照料，自家周围的万倾好地被置若罔闻；县里因考虑到初犯因素本想宽容，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任你们对耕作忽视大罪。
既然你们能抛弃春季的耕作良机，那根据天子之命，本县定要对诸位进行惩戒——不思考如何储粮对于国家的意义、不努力劳作则危害了民生；从今往后三个月里，诸位按照去年所交税收标准的数额额外再交一次，以此作为警戒。”
说完这句话，杨论满眼傲意与恶狠狠的目光审视着堂内一个个面露愕然的百姓，他们的忧虑和悲情在他看来是满满的自我满足感来源。
百姓脸上的每分愁苦和悲伤在他的心房都催生了他的骄傲与嚣张。
在他为官多年的过程中，他始终将百姓的利益视为己任，但踩在他们头上。
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他的压迫是因为利用地方豪强的财力换取自己的官声。
这种习惯养成让他内心的黑暗慢慢滋生，起初他在交易过程中还考虑过平民的利益——毕竟是贫**嫁出来的读书人。
然而，当他逐渐沉溺于黑暗交易后，内心的光明一点点消失，直至彻底堕入黑暗深渊，不再拥有一点善意。
此次的情形大相径庭，并非他刻意打压百姓，而是那些无知的群众自投罗网惹上自己。
这就促使了杨论更加竭尽所能，从这群贫困人群身上榨取更多的代价——他的报复欲望空前激增。
甚至为了自身美好的将来，杨论已经构思好了对这次超额赋税如何使用。
除了将增加的份额上交给州府，作为他辖境内今年粮丰收的假象象征，外加额外收入，他还想要找到从前愿意和自己合作的地主和乡绅，讨论未来的合作规划。
将超出的粮食交由这些商人们来换取货币，而多余的经费，则投入他之前计划实施但因缺资金无法开展的地方工程。
从根基来讲，杨论确实算是恶人，但他的“恶”却不和那些仅仅为家人谋取私利的贪财之辈完全一致。
其他人若从清正转变成**的状态，通常会首先疯狂为自己及其家属积累财富和利益。
然而杨论不一样的是，他本人对于金钱的需求并不强烈。
又因为他身份和家族的原因，在战争结束后的社会，身边也没有太多的亲戚需要他去照料，所以随着事业的发展，需要关注的人物其实不多。
他的“腐化”状态，似乎更像是饱学古文献后过度思考所致的一次精神失常，他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需钱，杨论获取财产后很少讨论个人享受，而他追求的目标，是进一步提**名声誉和社会影响力。
修建桥梁和修路这类任务，已经成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杨论最基础的工作之一。
此外，兴办学校，修建水利工程等事宜，他也亲自积极参与了。
杨论认为自己的处罚政策算很宽容的了——既然底层人群在犯下过失后，若真计较起来，给他们量定**，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之事。
然而当村民们得知县令要让他们补交去年的税时，那些原本准备顺其自然的村民此刻内心产生了反抗的念头。
所谓百姓不怕死亡，只是害怕死亡带来的恐惧。
对于那些不得不日夜劳作才勉强能够维持生存的村民来说，再增加一年税收相当于宣判了生命终结。
而且对于许多百姓来说，即便他们想要配合苛政避免法律的惩罚，但他们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财。
多年努力经营的杨县令将江浦县民众的日子推向了极其艰难的局面——刚开始，尚有一定数量的居民靠着自家数十亩的好地，过上了一些闲适宁静的生活，但相较于整个江浦县的所有村民来说，并非所有都如此幸运。
家庭条件最好的人家也只拥有一些分配可能极少的地，并且这些地还可能落入不同的区域之中，分配的不公平性更加剧了生活的困难。
虽然地处江山河畔，风水宝地，然而农田的划分却有着等级之别。
因为明大统初年，朝廷并未对过去的既得势力全然扫荡干净，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性地和旧势力合作。
这就造成大部分优质土地仍由豪门绅士掌握在手中。
即使是通过一些随机分配或特别手段得到部分田地的农民，他们的福祉也不如想象中持久。
接踵而来，以杨论为代表的管理者们，用精明的手法再次夺回了许多曾经属于他们家的一级田地。
这种瓜分蚕食行为久而久之让江浦全县的老百姓陷入了与昔日元朝相仿的处境之中，仅能勉力于贵族大族的掌控线下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