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涉重大，自怜则无益于事务本身。
可既然局面摆在这，即使我坦然应对又能怎样。
向诸位大人直言：国公府已经有人送达消息，近期内不得脱狱，尽管来人未完全详尽说明外界状况，但以常理推敲，很可能如今在从狱室通往皇家大道上已经暗布了众多言官。
现在，只需他们让我这叛臣开口，便足以使我四周皆陷入封锁，现场受审，迫令提供合他们心意的答案。
看其态度显露出无奈，年纪虽轻，终是承受不了陛下麾下满朝文武的重压所带来的心志煎熬。
身处监牢的徐允恭，面对皇上那莫名其妙的行径，整个处境顿时陷入泥潭。
而外部情势正如魏国公所探知的一样，群言官和谏士见自己上报的奏章尚未得到回应，决定亲自闯入，在大庭广众之下向这位曾经的权势者提出疑问：
「我们已递交控告叛逆大臣的诉状，请问您作为叛逆之人，何以此种手段伤害皇子，有何意图？」
显然，此时的徐允恭陷入了两难之境——原本被认为是帝心宠儿的他，现在却成了背离纲常、忤逆王道之人。
于此刻的大明国运危机之中，这位不以朝廷荣华为念，不愿寻找对策拯救亲生兄长的他，反而执意向国求战，扩大兵事规模，用普通百姓的生命血与将士们的性命来换取私欲，谋求不平凡功业。
」
在另一方面，鉴于徐家族系与燕王府殿下之间微妙的婚恋关系，这使得一旦徐允恭，这个小姨兄提议舍弃对姐夫生命的保护，转而追求其他目标时，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就自然地遭到了指责，被认为不忠、不孝。
此时，于秦淮河沿岸以及临近的夫子庙一带，已经有许多饱读诗书的热血年轻人聚集了起来。
这批人，无论在知识层面还是情感方面，皆是对国家有着最深沉的忠诚和对抗违背正义之举的决心。
特别是在大明初年那段尚未完成科举制度改革的时期内——对于许多人来说，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特权阶级的特有享受，这特权主要针对商人家庭，而非普通商人家族。
在科举尚未全面恢复的环境下，普通的商人家庭可能有足够的财力聘请知名的儒士来教授自己的子女。
但这样的机会，仅限于权势的顶峰——他们无从通过这条途径为子女创造上行的空间。
更令人注意到，这时期的统治者——有着一定历史局限的朱元璋，继承并强化了自古以来“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政策策略。
尤其是大明成立初期那十余年内，对农民的重视达到了近乎严厉的地步。
商贾如明代首富沈万三，即便耗费其全部家产在应天府的城墙上，最后也只是成为了城墙脚下的泥土，其人生最终归结为一场悲剧。
尽管朱元璋的抉择在后世看来似乎限制了全社会的发展步伐，但对于当时的境况，无疑是正确且必要的行动。
前元时代**的管理方式如同对待散养，让整个中华大地的资源自由流转于地主和富豪手中。
元廷派下官吏在最初的日子里也试图在当地积累权力后寻求自己的野心实现，这是一个生于“优胜劣汰”丛林规则下群体的本性使然，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若不壮大自身，则很可能成为别人的猎物。
而当这群来自游牧文明的皇室分封者来到中原地区，才发现他们在大草原上所依赖的那一套与中原地区的地主之间的规则体系在这里并不适用。
这令拥有勇武传统的蒙古族人在辽阔平原上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挑战。
蒙古骑兵能够四面出击，剿平各地叛乱势力，但在面对广大的中华大地时，即便拥有庞大的军队规模，陷于社会治理战争中，其效能亦会大幅下降。
更不用提被忽必烈领导的这支以汉族将领为主的蒙古势力——他们是依靠手中的汉军贵族才维持势力的稳固。
回顾那段历史可以发见，在当蒙古皇帝铁木真逝世后，蒙古内部由于权力真空带来的巨大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
在这个转折点上，尽管在东方遥远的角落，忽必烈无法完全掌控住游牧力量的绝对支配权，但在最关键时刻他能扫除草原其他势力的原因并非来自蒙古人的马术武艺，而是一支由汉人地主赞助的汉军团的支持。
换言之，大元之所以在广阔的领土上能够短暂取得一些立足之地，并非由于皇室的统治技艺或勇武，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合纵联盟。
他们动用了汉人力量作为战斗资源，在朝堂立定之后，这部分力量自然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分布。
这一进程并不为统治者意识主导，反而是无数财富投入、汉人性命代价交织出来的结果。
这样的状态下，中华大地上陷入了一种近乎失控的管理模式中，本应该受到官方约束的中小地主打破了规则界限，对民众的压迫和掠夺已经超越了普通想象。
到元末时，全国各地的反叛军已经开始清算这些**的残酷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