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老先生倒坦然地回应女婿：“没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无可不对人言。”
他看向景春莹，语气沉缓：“邪恶并不总是由那些魔鬼般的大人物所为，而是可能源自普通人。这些普通人缺乏独立思考和道德判断力，是大规模犯罪得以实施的基础。这，就是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景春莹脱口而出。
“哦？景小姐，你对哲学也有所涉猎？”
“我爸爸的研究方向，是欧洲20世纪的女性思想家。波伏娃和阿伦特，都是他的主要课题。我听爸爸提过，二战后，对德国法西斯进行审判时，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理论。”
景春莹回答顾老先生时，心里越发好奇。
老先生的谈吐气质，都像那个年代的老派知识分子，他是怎么与“只有小学文化”的顾老太太结为鸳侣的？
顾老先生没有让景春莹疑惑太久：“景小姐，我提汉娜阿伦特，是因为，平庸之恶，也给我们顾家带来了灭顶之灾。我是五零年出生的，上头有个大我10岁的姐姐。我们的父母，都是外语翻译，家庭条件还可以，邻居中又有钢琴家，所以我姐姐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
顾老先生平静但细节真实的叙述，引领景春莹，进到上世纪中叶的情境中。
那是许多个知识分子家庭突然遭逢厄运的时代。
一夜之间，诸多在文学、科学、艺术等领域堪称大师乃至宗师的人物，生命戛然而止。
一同赴难的，往往还有他们的家人。
顾家，便是如此。
顾老先生的身为翻译家的父母，以及身为青年钢琴演奏家的长姐顾澄音，由于忍受不了莫须有的罪名帽子和身心双重侮辱，在被浸透了“平庸之恶”的学生们公开揪斗后的一个秋夜，绝望地回到家中，打开煤气。
“那年我17岁，作为知青，在黑龙江。如果当时在上海，可能，我也与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走了。我接到乐团的电报，回来奔丧。到了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三位亲人的骨灰，像其他畏罪自杀的人都被处理掉了，扔去哪里，不能讲。我走出殡仪馆，哭够了，恢复些力气了，回到一片狼藉的家里，整理父母和姐姐的遗物时，梅梅妈妈出现了。她说她是乐团食堂的勤杂工，我姐姐曾经接济过她，对她很好，她就冒充我们顾家的乡下亲戚，去火葬场给工作人员塞了钱，领出了我父母和姐姐的骨灰。
我看着三个骨灰盒，实在受不了，直接去喊冤，要求严惩逼死我亲人的学生凶手，为此，我也被关进去了。整整五年，梅梅妈妈每个月都来看我。她真是比我这样的书呆子，机灵太多，她织了毛衣给我，怕看守不许送进来，就给看守织了更厚的、搞好关系。所以到后来，我在牢里，已经不挨打了。
五年后，由于的过问，我被放了出来。
那天，我和梅梅妈妈说，我要娶你，我们都会活下去，一起活。“
讲述接近尾声时，顾老先生自然地望向坐在沙发上画得开心的老妻。
景春莹拭掉眼泪后，也看着顾老先生。
她很确信，老先生的目光里，绝不只是感念。
还有鲜明的爱。
景春莹小心地开口：“顾伯伯，冒昧再问一句，您姐姐，后来平了吗？“
“平了，乐团的博物馆里，还有不少我姐姐当年出国比赛拿奖，或者在上海开独奏音乐会的资料照片。听说她的练琴房外，还贴着介绍。但我和梅梅妈妈，从没进去过。“
“您可以帮我联系一下乐团吗？我想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顾伯母这幅画的答案。“